爷爷走的那天，是泉州一月的阴天。风从海面上来，湿冷湿冷的，像一块拧不干的布。来送他的人很多很多，有他教过的学生，有共事过的同事，还有一位中年妇人，站在人群最外面，眼泪怎么都止不住。奶奶轻声告诉我，那是菜市场卖菜的阿秀嫂。
后来我从阿秀嫂那里听说了原委。她在市场卖了十几年菜，爷爷就在她那里买了十几年的菜。“老爷子每次来，都穿那件灰夹克，笑呵呵的，从不挑拣。有几次我贪小便宜，把蔫了的菜裹在新鲜菜里头包给他，他肯定看出来了，但从来不点破。”阿秀嫂用围裙角按着眼睛，“我再也不那样干了……可他不在了。”
太公是读书人出身，肚子里装着四书五经，年轻时也想过走科举的老路。可时代变了，日子紧巴巴的，他咬咬牙下了南洋。到了菲律宾，他凭着一肚子的学问和一手好字，慢慢在华人商圈里立住了脚。他看准了电缆生意——那时候南洋的城市正一点点亮起来。太公不拉电线，他管账、谈合同、写文书，那些繁复的英文和西班牙文文件，到了他手里条理分明。就这样，他从一间小店铺做起，把电缆生意做成了气候，挣下一份家业，寄侨批回来赡养一家老小，也捐资建校。
爷爷是在国内长大的，从小在泉州念书，听着海边的潮声，也听着先生讲的“格物致知”。在20世纪50年代，他考进南京的一所大学。毕业后不久，又赶上国家公派留学，去了更远的地方学更前沿的技术。消息传到菲律宾，太公很高兴，学成了，该回来接手电缆生意了吧？可爷爷没有接手。他把所有证书收进一只旧皮箱，买了一张回国的船票，径直回到了泉州湾畔刚刚创办不久的华侨大学。有人问他为什么，他想了半天，只说：“国家拿钱送我出去学东西，不是为了让我当老板的。”
就这么一句话，定了他往后全部的人生。此后的几十年，从家到教室，从教室到实验室，他的生活变成了一条简单的线。他是教化工的并精通英语、俄语，课讲得极细，板书一笔一画，分子式的下标都写得端端正正。他的学生很多后来成了总工、成了教授，但提起爷爷，说得最多的不是学问有多深，而是“黄教授在生活中对学生很温和，总是笑眯眯的，但是在学术上是最严肃的，改论文，连标点符号都帮你改到对”。退休那年，学校给他办了欢送会，可第二天清早他又穿着洗得发白的实验服出现在实验室里。学校返聘，他点了头，一聘就继续干了下去。他那年走得有些突然，实验室的台面上还摊着没算完的数据，笔记本停在某一页，笔搁在旁边，仿佛只是起身去倒杯水。
生活中的爷爷，会游泳，而且游得极好。我的游泳就是他教的，就在华侨大学陈影鹤游泳馆。那时候我年纪小，怕水，双手紧紧扒着池边不肯放开。爷爷在水里站着，水没过他胸口，一遍一遍托着我的肚子让我浮起来。“别怕，水是托着你的，你要相信它。”他说。是爷爷走后我才知道，那份“安全”不止给了我。他在河边救过两个人，一次是学生落水，水流湍急，旁人还在喊“找竹竿”，他已经游过去了；另一次是孩子滑进河里，他冲上去拽回来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瘸了大半个月。有人拎着东西上门感谢，他把人拦在门口：“我游过去是顺手的事。你要谢，以后多看着点河边的小孩。”
爷爷走后，我心里忽然有个念头越来越清晰：我想沿着他走过的路，再走一遍。后来我真的考进了华侨大学，读完了研究生。毕业那天，我专门从陈影鹤游泳馆旁边经过，隔着玻璃看见池水还是蓝蓝的，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好像又看见爷爷在水里托着我。我忽然意识到，这所学校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——他的实验室在这栋楼里，他的板书在那间教室里，他在那条河边救过人，他去那个菜市场买过菜。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步，都踩在他走过的路上。
太公向南，去南洋做电缆生意，在账本与合同之间挣下一份基业，现在家里还保存一柜子他寄回来的侨批；爷爷向北，回祖国站上讲台，在黑板与实验台之间点亮学生的前路。方向不同，骨子里却是一样的——太公让电流通过电缆进入千家万户，爷爷让知识穿过黑板进入年轻人的心里。而爷爷真正了不起的地方，不是他拒绝了多大的家业，不是他发了多少论文，而是他让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觉得：这个世界因为有过他，而变得好了一点点。
向南，是生路；向北，是归途。而无论向南还是向北，一个人心里那盏良知的灯亮了，他走到哪里，光就照到哪里。爷爷虽然走了，但那束光还在阿秀嫂的菜摊前亮着，在陈影鹤游泳馆的池水里亮着，在每个被他托起过的人心里亮着。如今，它亮在了我身上——我沿着他的脚步走进同一所学校，走过同一条校道，学会把一束光接过来，再稳稳地传递下去。
这光不大，但足够暖。这光不强，但不会灭。
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