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放空的间隙,只因偶然瞥见朋友圈图片里的红穗子,尘封的记忆便如同开闸的水倾泻而出;而后淅淅沥沥,那些细碎的记忆又如石磨磨豆汁般断断续续。有的记忆犹新,有的细节却早已模糊不清。
大约是夏末初秋时节,从山南到山北那狭长的梯田上,红高粱挺拔地伫立着。它顶端顶着沉甸甸的红色穗子,活像一个个瘦长的木头人顶着个红火团子。其实令我久久无法忘却的并不是红高粱本身,而是记忆中充满智慧、心灵手巧的外公。他总能把普通的事物变出花样来:手工制作红高粱扫把、芦苇扫把、小竹筐、竹藤椅……
待红高粱完全成熟后,外公便带领舅舅、表哥、小姨等人前往梯田收割,将整株高粱连同长秆一并砍下。扛回家的高粱得先摘去叶子,再由大人们平铺在院子的水泥地上,晾晒三四天。
晒好后,外公会搬出大木桶——掼桶(guàn tǒng)。掼桶上方约二分之一的空间会用布帘围成围挡,防止摔打下来的谷子溅到桶外。外公和舅舅便开始摔打脱粒。只见外公紧紧攥住秆尾,把高粱穗往桶壁上摔,有时会在掼桶里放一块斜板借力,一下一下发出噗噗的声响,像湿布拍在厚木板上,闷闷的,却让人心里格外踏实。我在一旁看痴了,听醉了,醉在这一声声丰收的回响里。这大概是中国人刻在基因里的丰收之喜,是一种无论年龄大小都能轻易感知的情感。
后来,这些抽打下来的高粱谷子去了哪儿,我已毫无印象。籽粒脱落后,留下了带穗的长秆,这便是外公制作高粱扫把的重要材料。完全晒干后的长秆变得又硬又直。外公准备好趁手的镊子、一捆细铁丝,还有自制的脚踏工具——踏椎,另外还得配上一张矮板凳。准备就绪,外公便往板凳上一坐,抓取粗细均匀、分量适中的高粱秆,对齐根部,用镊子挑断秆、去杂叶。接着把整理好的高粱秆根部放进脚踏工具的凹槽里,踩稳固定,再用细铁丝在距根部5厘米处紧紧绕上几圈,拧紧收尾,剪掉多余铁丝。往上,每隔15厘米就绕两圈铁丝加固,让扫把秆更结实。为了避免使用者日后被铁丝划伤,还得用钳子把铁丝压扁,嵌进扫把柄里,或是拧成圆滑的小铁圈,紧贴秆的缝隙。原来外公的体贴与稳妥,总藏在这些小细节里。
接下来,外公把高粱穗整理成扇形,剪去多余杂枝,让扫帚面平整均匀。他一边整理,一边在扫帚面中上部约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位置缠上铁丝加固,防止使用时扫帚面散开。我在一旁默默看着外公的手艺,也留意着他的神情,发现外公时而咬紧牙关,腮帮子一鼓一鼓的,咬肌一抽一抽的,嘴也习惯性地一动一动。小时候我实在太好奇了,问了外公许多次:“为什么您做事要一直咬牙,还要一直动嘴巴?”外公不语,只是哈哈大笑。我也不恼,只是心中依旧存疑。
扎好的红高粱扫把能连用好几年。等我长到十几岁,外公还是会做手工扫把,有时是红高粱的,有时是芦苇的。相处日子久了我才慢慢发觉,外公实在厉害:会种地,有手艺,懂天文,知地理,能和乡亲聊田间农活,也能和村干部谈国家大事,做什么都像模像样。我还是愿意安安静静陪外公做手工,只是从前那个困在幼小心灵里的疑问,我不再追问了。
红穗子引出的记忆写得真细腻,外公的形象也随着高粱地鲜活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