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大学毕业那年,我背着铺盖卷回到户籍地煤矿。父亲在这里干了一辈子,我也顺理成章地回到这个被群山裹着的地方。我学的是土木工程,可矿上已没什么基建工程,零星几座四五层的砖混职工房,也用不着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学生。好在我文笔还行,矿里正需要大学毕业生充实新生力量,我便被分配到了五号井工区政工股,做文书。
五号井工区离矿部机关二十几公里,是矿上最偏远的山坳。第一次去报到时,矿里内部班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了两个多小时,我攥着报到函,望着窗外越来越密的林子,心里像揣了团湿棉花——不是委屈,是没着落。
政工股就两个人。股长姓陈,精干务实,比我大几岁。说是股长,其实他更像个老大哥,我们相处融洽,他成了我出社会工作后的第一位老师。
政工股是个“大箩筐”——集秘书工作、政教宣传于一身,什么活都得往里装。矿里有任务,我每周必须完成两篇以上报道,每月需完成一篇省煤炭报简报,平时写材料,给领导写稿子。最让我手忙脚乱的是刻钢板:区上唯一的一台“打印机”是手工滚筒式推墨机,写完稿子还得一笔一画刻在蜡纸上,再上机油印。每次推完滚筒,我的双手十指、袖口衣角总是沾满油墨,蓝黑一片。陈股长看见了,也不笑我,只是递块破毛巾说:“慢点推,匀着劲,墨才透得匀。”
那时我年轻,心气高,对着蜡纸和油墨,心里觉得委屈,难免犯嘀咕。陈股长看出了我的心思,也不多说,只讲一句:“笔杆子要磨,磨出来了,到哪儿都吃得开。基层锻炼这几年,是攒本钱,不是赔本买卖。”话朴素,却像山雾里透出的一线光,让我慢慢安下了心。
除了写材料,我还分管工区小学的宣传组织工作。说是“分管”,其实就是代表区里去学校开开会、传达上面的精神,再和学校一起组织孩子们搞搞活动。每次去,孩子们围过来喊“老师好”,我心里比什么都暖。站在那间简陋的教室里,看他们的眼睛亮得像山溪里的石子,我忽然觉得,这山坳里的日子,也没那么空落落了。
八个月后,我调到矿部。离开那天,陈股长送我到简易公路的路口,山雾比往常淡些,他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专业不能丢,笔杆子也别扔。”我点头,背包里装着那几个月写的厚厚一沓稿纸,还有他送的一支英雄牌钢笔。车开动时,我望着后视镜里越来越小的山坳,忽然想起第一次来时攥着报到函的手——原来没着落的日子,早已被山雾浸成了温润的底色。
再后来我回了闽南,偶尔还会梦见五号井的山雾。马尾松的影子、山溪的水声、陈股长改稿时的红笔印,还有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,都藏在雾里。那是我出社会的第一站,不是专业对口的工地,而是文书的办公桌。可正是那段日子,让我学会了用文字记录生活,也学会了在偏远里沉下心。就像山里的马尾松,不急着长高,先把根扎进石缝里,等雾散了,自然会看见天。
如今再想起五号井,想起政工股的那扇窗,想起陈股长说的“笔杆子要磨”,我忽然明白: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白走的路。哪怕是在山雾里写报道,哪怕是对着蜡纸推滚筒,哪怕袖口沾满油墨,那些日子也在悄悄给生命打底。就像山溪里的水,看似慢,却在石缝里积成了潭,等某一天,会顺着沟谷流到更远的地方去。
从煤矿文书到山坳里颠簸的班车,这段经历写得真真切切,读来像跟着走了一趟那条坑洼土路。